新中国70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2019-10-03 11:29栏目: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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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基于新中国70年艰辛探索发展而来的崭新制度形式,是适合中国国情并被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证明已经取得巨大成功的客观制度。在历史与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继承并坚持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方向,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使命,拥有了崇高而先进的制度基础与日渐完备和强有力的制度体系,发挥着卓越而强大的制度效能和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因其自身具有稳健的基础、超越性的价值和先进的模式而自信,因其结构的科学性、体系的包容性、实践的革命性而自信。新中国70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提供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在新时代,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需要进一步巩固制度基础,完善制度设计,提升制度效能,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实践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障,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素,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是在新中国70年来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既包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组织结构的自信,也包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和价值功能的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形式所拥有并展现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实践性的自信。回顾新中国70年来的历史和实践,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内涵与依据,既是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价值的题中之义,也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认同感和理论自信心的前提,是提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基础。

  制度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体系。人类历史上形成并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制度,所有的制度都代表了一定的组织结构和组织体系,也反映了一定的组织价值。可以说,制度是人们存在和发展的组织方式之一,也是人类活动的必然产物。生活在某一特定制度之中的人们对于该制度的信任和信赖,就是制度自信。就其基本含义而言,所谓制度自信指的是一个国家的人们(含各种政治组织)对本国内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制度、体系、机制持高度认同和充分信任的思想情感与价值观念,表现为对社会制度的自觉信赖和真实信奉。制度自信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往往是由制度给处于该制度之中的人们提供生存目标、利益福祉和精神护佑而引发,其存在和发展也与制度实践特别是人们的制度体验紧密相关。在一般情况下,制度自信是建立在人们对制度创立和制度实施的过程有深刻理解和认同基础之上的。顾名思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实的总体的社会制度的自信,是中国人对当代中国所选择的社会制度的价值认同和实践崇信。具体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至少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定位。

  中国人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则是自信的对象。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凭空产生的,人民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当然也不是从来就有的,更不是凭空产生的。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是怎样产生的呢?它具有什么样的特质呢?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曾经说过,传统的中国国家和社会制度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完整伟大的体制。这一体制的连续性即使是在中华文明的其他要素发生最严重断裂的情况下,也没有出现任何中断”[1]。这里的制度和体制显然是指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制度和体制,而不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就中国历史和传统社会而言,中华文明所孕育的封建社会的制度和体制在近代革命爆发之前是绵延未绝的,展现了超越西方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延续性。但是,当历史车轮行进到近代,伴随着西方工业技术和殖民主义的扩张,在西方列强和帝国主义的入侵与压迫下,近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并由此催生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质言之,由社会主义制度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演变,是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和改革的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自然发展,是一个具有必然性的社会历史过程。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是基于近代中国与世界历史变革的国家自信。近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近代世界历史格局也历经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就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历史变革的关系而言,中国由受西方列强奴役和侵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成了独立而自由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西方压迫东方的世界历史也逐渐由式微转为中断乃至停止。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历史中国社会变革的延续与创新,是在中国封建社会被推翻、资产阶级不能成功领导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下,由中国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化、时代化的结果。因此可以说,对社会制度的自信是与历史变革中中国的国家命运分不开的,也是与中国人民自身的命运分不开的。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是伴随着新中国建立和发展的历史进程而不断孕育的,是中国人民在目睹和体验了中国社会由衰败到兴起的历史过程之后而自然生发的国家自信。毫无疑问,这种国家自信的情境是近代中国与世界历史的变革过程,其开端则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算起。可以说,1949年10月1日,在城楼上所发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历史呐喊,为当代中国人的国家自信注入了一剂强心剂,也为今天中国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奠定了国家基础。从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国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必定是基于近代中国发展和世界历史变革的国家自信。

  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并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逻辑和人类实践的基本规律。他们一方面指明了社会生产对于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也强调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的实践性。他们指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2]“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3]结合上述基本观点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必然是中国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社会生产及社会关系的产物,是与社会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阶段相适应的制度形式,是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和建设实践的制度形式。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也就是与这样的社会发展阶段和实践形式相吻合的社会自信,是符合该社会阶段的特定社会发展逻辑和实践规律的社会自信。

  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具有其独特的历史境遇和社会生态。封建时代的中国因为其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和稳固的宗教礼法秩序而得以长期延嗣,因为礼教制度而建构了稳固的社会自信,但是封建地主阶级与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的矛盾也在王朝循环和皇权更迭中日积月累、愈演愈烈。从近代开始,中国社会发展的机遇遭遇了内外双重矛盾和压力,除去原有的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外,又增添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中国社会发展的逻辑便由单一的内生性困局演变成了内求发展、外求生存的双重困局,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也由发展优先转变成为了生存优先。在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中获取民族生存此时就成为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逻辑。由此逻辑出发,先进行社会革命的实践,之后再进行社会生产和社会建设的实践,这就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中先破后立、在破中立、不破不立的发展逻辑,而先进行社会革命再进行社会生产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规律。毋庸讳言,在社会转型的动荡和社会转折的变奏中,人们难以获得对过渡性社会的社会自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的情境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承接了以国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阶段,也是赓续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特定社会阶段。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以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为前提,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及其所取得的可见成就为条件,以人们业已形成的广泛的社会认同为支撑,因而也就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赢得了中国全社会的认可,自然也就是符合社会发展逻辑和实践规律的社会自信。

  马克思认为,人是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4]。他和恩格斯同时指出,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5]。从这两句话中我们不难判断出,关乎社会制度的问题是与人的存在和发展紧密相关的政治问题。实际上,从作为社会人的角度看,社会制度问题是一个社会系统中具有根本性的政治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最重要最现实的主题,亦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解决了最深刻的政治命题与政权问题的结果,它不仅是在社会主义中国这棵大树上结出的果实,代表了其属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也反映了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国情,反映了当代中国致力于推进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特色与政治情境。易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代表了中国既处在社会主义社会阶段之中,但又是不发达社会主义的客观状态,但在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上已经属于社会主义。这就是关于我国社会性质与社会形态的最真实的政治状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制度和政治制度。承认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无疑是对中国社会制度的政治自信,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代表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自信,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互洽共生的关系,是难以分割开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在本质上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自信。笔者认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自信至少包含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但其性质是社会主义,这在政治上是坚定不移、不可动摇的,表明的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其次,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当代中国最大的国情,这表明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政治勇气。最后,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无比光明的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必将推动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政治信念。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到改革开放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新步伐日益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成就不断彰显,这就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日益增强。回顾70年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历史途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无疑从中获得了强大支撑和根本依据。

  (一)在继承和发展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历史线索

  现代化是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拐点,也是中国社会变革的趋势。在西方工业文明强势裹挟中被带入近代历史的中国,很早就有了对现代化的觉醒。但是,囿于中华民族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困境,中华民族必须先得到解放,然后方可发展;中国必须先自立,然后方可自强。20世纪20~30年代,就有人呼吁中国要走现代化的道路。历史证明,不可能带领中国人民走上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中国人对未来走现代化道路充满了预期。在20世纪40年代,曾经提出了“把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的目标,进而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伊始就提出来现代化的命题。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所领导的现代化并不是西方的现代化,而是东方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东方中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而是东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1957年3月,指出: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场伟大的斗争;社会主义新制度一定会巩固起来的,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6]。这就把与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确立下来了。换言之,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开始,要走的就是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而不是西方的现代化道路。

  早年的中国人是站在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立场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立场上继承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历史线年代,领导设计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三步提出要基本实现现代化。在新时代,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中国接过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接力棒,不仅提出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而且要在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毫无疑问,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开始,一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探索的全部过程,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线索贯穿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其目标恰恰是为了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具体应用和科学表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无疑就包含在继承和发展社会主义、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在继承和发展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历史线索。

  (二)在变革和创新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实践主题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在西方帝国主义打压之下、遭受落败之后而产生的强烈愿望,是百年来中国人最深沉最期盼的梦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也积极寻求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但遗憾的是,由于阶级局限性,中国的资产阶级无法承担起实现民族复兴的任务,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肩上。中国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迈出了第一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使长期遭受压迫的中华民族终于站了起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强的保障。经过新中国70年的艰辛探索,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持续努力,中国变成了一个经济强盛、人民生活富足的国家,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又接近了一步。迈进新时代的历史门槛,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在变革和创新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贯穿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主题。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实践之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无缘无故从天上掉下来的。它脱胎于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是在纠正了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的失误特别是“”严重错误之后在改革开放中得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继承、变革和创新,其继承的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原则和方向,变革的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僵化理解和教条执行,创新的是社会主义的实现形式和建设方式,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第二次结合。习强调,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7]。由此可见,有民族复兴这一发展目标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有了实践依归,也就获得了制度自信的底气。

  (三)在巩固和完善中加强中国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政治保障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要归功于中国的领导,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要归功于中国的领导。没有中国的领导,就没有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也就没有今日中国的一切成就和辉煌。革命战争年代,党的领导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8]“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9]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领导同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强保障。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时就多次强调过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他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的领导是不可能的[10]。中国不仅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性和优越性,这既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政治基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政治保证。

  众所周知,中国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非一帆风顺,改革开放历程也充满艰难险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的历史转折和社会转型的关头,无疑会遭遇各种“险滩”和“暗礁”。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的阻挠、国际反动势力的破坏,都会干扰和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在这样的时刻,党的领导作用就异常明显地突出出来,加强党的领导就变得异常迫切。而面对各种风险和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就更加显著地体现在党的坚强而有力的领导上。缘于此,习高度重视在巩固和完善中加强党的领导。他特别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的领导[11]。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通过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特别是通过开展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等全方位建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最大优势和本质特征得到彰显,使党的领导得到巩固和完善,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获得坚强的政治保障。

  (四)在尊重和服务中恪守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道义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一个重要分野是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这种态度不仅反映了历史观的差别,也反映了道德观的差别。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不同于过去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12]。上述论述,实际上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民群众的阶级地位和利益关系划出来一道道义的分水岭。这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少数人利益至上的,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社会则需要维护多数人即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一切剥削阶级的统治被推翻,人民群众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在历史上首次占据了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其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尊重和服务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维护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这是社会主义制度赢得自信和发展自信的道义基础。忽略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丧失了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道义价值,社会主义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何以存在?恪守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为其道义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时代呈现和具体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始终坚持唯物史观,认可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以为代表的中国人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始终重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始终注重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是因为人民群众奠定了中国革命成功的基础,人民群众给了社会主义制度强大而巩固的自信力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之后,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并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这既是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表现,也是中国执政为民立场的表达,更是中国执行群众路线的时代要求。可以说,正是人民群众及其所发挥的伟大力量,才是改变历史的力量,也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道义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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